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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淞沪铁路到校园之间，当时只有乡村小道，校方出资修建了一条规整的新路，连通校园和车站。新路，即被命名为同济路。根据《同济大学史》载：“吴淞新校舍于1924年春全部落成……校园内不仅有宏伟壮丽的罗马式大礼堂，设备齐全的实习工厂，雅致实用的德籍教员住宅楼，还建造了喷水池、大草坪，环境优美，景色宜人。”随着校园设施、教学设备及学科体系的日渐完备，学校于1923年更名为同济大学，1927年成为国立大学。校河内，年轻的学生们泛舟河上，周末唱着歌去城里吃汤圆。

　　为了保护这部分精神抗战之火，复旦大学滞留上海的师生组成上海补习部，其余部分师生辗转迁到重庆北碚，在嘉陵江边建起战时校园。同济大学则在抗战8年间经历6次迁校，从浙江金华、江西赣州、广西贺县八步镇、取道越南至云南昆明，最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（今属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）安下校舍。在远离上海的大后方，在巴山蜀水的怀抱中，在陌生的乡音里和祠堂茅屋里，西迁的学生没有被环境和挫折所打败，相反，他们视这次肉身的漂泊为精神的磨砺。这在另一个角度，彰显了坚持教育之真谛：“惟能饱经忧患而不屈不挠者，方为可贵。”

　　1938年3月21日，在北碚，复旦大学正式上课。炮火落在耳畔，山脚农舍简陋，但这些都未阻挠师生们向学之心，师生的精神是饱满的。1939年11月，创校人马相伯百岁高龄病逝于越南，临终前还牵挂着抗日前线的消息。复旦大学决定于重庆北碚建造相伯图书馆。师生们虽然自己生活困苦异常，但仍以十元、二十元聚沙成塔的形式，热烈响应。1943年夏，复旦相伯图书馆在北碚夏坝竣工。就在筹建图书馆的过程中，1940年5月27日，日军轰炸北碚，教务长、法学院教授孙寒冰等师生罹难。面对眼前可怖的死亡，面对朝不保夕的明天，面对毕业后说不定也没有前程的未来，还要读书吗？书中还有黄金屋吗？

　　1940年，陈望道辗转从香港来到了北碚的复旦大学。1942年他出任新闻系主任，为了解决学生没有实习场所的问题，1944年他冒着酷暑到处募捐，1945年终于筹建了一座新闻馆。因为陈望道的到来，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；因为陈望道的存在，嘉陵江边的复旦校园，被师生称为“夏坝的延安”、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，团结了民主教授和进步同学。1945年初，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向周恩来提交的工作汇报中，复旦被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。

　　后来成为两院院士、著名桥梁专家、同济大学原校长的李国豪，在1929年16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，家境贫寒的他设法坚持读完了2年德语、5年本科学业，1936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，又返校任教，担任两门课程的助教。校园被毁后，同济大学开始了漫长的六次迁移。趁假期回梅县老家看望年迈祖母和母亲的李国豪，听说迁校金华，想方设法风尘仆仆赶往金华。很快，学校再次迁徙，他急得和毕业留校的同事纪增觉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去赣州，只为能继续授课。

　　万里长江，滔滔不绝，同济从长江尾的吴淞来到长江头的李庄，在这里安放下平静的书桌。1941至1946年，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、工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学院及其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、新生院、附中等先后有近5000名师生员工遍布李庄古镇的角角落落。禹王宫、祖师殿、东岳庙、南华宫，肖家院子、刘家院子、曾家院子，麻柳坪、下麦坝、官山，寺观庙宇、会馆祠堂，民房私宅、公共用地，或让与，或租赁，或新建，国立同济大学在李庄扎根。“六年间，李庄士绅官民，竭力为这所‘吾国学校中最有代价之学校’解难，而同济师生们，致力潜心问学、科教济世，投身文化抗战、救亡图存，追逐理想，不负光阴。”李庄古镇同济工学院旧址前有这样一段导语。